德語屬于印歐語系中的日爾曼語族，與丹麥語、挪威語和瑞典語、荷蘭語及佛蘭德語，也和英語均為親屬語言。德語語法較難掌握，句形為「框形結構」，動詞(謂語)放在句首或句尾，其他句子成份(如賓語、表語、狀語、副詞等)放在句中。德語還根據人稱和時間的不同，動詞要變位和變時態，名詞要變格，而且名詞還有性屬之分。雖說德語的語法比較難，但它的單詞還是比較容易書寫和記憶的。一般來說，只要發音準確，就能正確地書寫。

在德國，標準德語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複雜的過程。直到1522年，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先驅者馬丁·路德的德文《聖經》的出版成為標準德語形成的一個重要裡程碑。17世紀以后，德語語言學家、詩人、文學家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他們用自己的智慧使德語在表現能力、結構嚴謹、修辭優美等方面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席勒、歌德、萊辛、海涅等一代文豪詩聖也因此登上了世界文壇。他們為統一的、完美的、大眾化的德語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高速發展，新事物的不斷涌現，尤其是高科技的飛速發展，德語也經歷了一個突飛猛進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在語言詞匯方面，德語詞匯已超過1000萬，達到了驚人的地步。

德國的方言很多，人們可以從絕大多數德國人的方言和口音上辨別出他來自何處。方言具有明顯的區別，比如一個佛裡斯蘭人或一個梅克倫堡人和一個巴伐利亞人用各自純粹的方言交談，那么他們就很難彼此聽懂。德國的北方人一般講標準德語，如漢堡人講的德語聲音清脆宏亮易懂。最難懂的是南德人講的施瓦本德語，那就像北京人聽廣東話，不知所雲。正是由于德國存在著眾多的方言，所以一個學過多年德語的外國人，即使德語學得再好，當他初次踏上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德語區的土地時，也會感到發怵。

世界上有一億多人以德語為母語，除德國外，將德語作為母語的還有奧地利、列支敦士登、瑞士的絕大部分地區、南蒂羅爾(意大利北部)和比利時的小部分地區、法國(阿爾薩斯)以及盧森堡沿德國邊境的地區。德國在波蘭、羅馬尼亞和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的少數民族也部分地將德語保存了下來。

雖然德文在世界政治和經濟方面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作用較少，但它在文化領域的地位卻是比較重要的。世界上出版的每10本書中就有1本是用德語寫的。作為被翻譯的文字，德語僅次于英文和法文，居第3位。而在將他種文字譯成德語方面，德語則占首位。

德語因為把句子的動詞放在句末的「習慣用法」而常被戲稱為「讓人著急的語言」。下面的小趣聞故事很有代表性。

19世紀，有一位美國女士到柏林訪問。其時，正是「鐵血宰相」俾斯麥在國會發表演講。于是這位女士僱了一名譯員和她一起聆聽。俾斯麥開始演講了，講得十分有氣勢。這位美國婦女拼命側耳靠近她的譯員，唯恐漏掉一個詞兒。但這位譯員坐在那裡好似啞竿，始終是一言不發。這位美國婦女先是用胳膊時兒輕推她的這位譯員，可這位先生依然是閉口不言，俾斯麥已經講得很長了，這位美國婦女終于急了，開口問她的譯員︰「他在說些什么？」譯員回答道︰「不要著急，夫人﹗我還在等，他的動詞還沒出來呢。」

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同時也是一個以脾氣暴躁著名的人。不難想像，疊床架屋式的語言會怎樣折磨這樣一位一慣喜歡開門見山、直來直去式的人物。好在畢竟是大作家、大幽默家，發泄起來還沒有出口不遜，有失作家的體統。

在題為《糟糕的德語》這篇文章中，馬克·吐溫這樣寫道︰「德國報紙上一個平平常常的句于都是一件無比卓越和使人印象深刻的珍品。它能占據一個通欄的四分之一的版面；其中包含所有的十大詞類。整句詞序交錯、混雜，前后倒置，那些層層疊疊的複合詞在任何詞典裡都找不到，還涉及到十多個不同的主語，從句裡面有從句，大句裡面套小句；主句裡面含子句，最后出現兩個主要的句子，其中一個放在這堂皇句子的第一行，另一個放在最后一行的中間，跟隨其后的才是那個動詞，然后你才第一次明白那位寫作者在說些什么︰在那個動詞的后面─就我的理解，僅僅是為了裝飾─寫作者堆上了有、是、曾是……等諸如此類的詞，至此，這個不朽的成品就告成了。……對一個外國人來說，要學習如何閱讀和理解一張德國報紙，永遠都是不可能的事。

在《歐洲游記》中，馬克·吐溫對德語的批評則是絲毫不加掩飾的。他把德語稱作「一種可怕的語言」，一種「死語言」。因為在他看來︰「智者可在30小時內學會英語，3O天內學會法語，而要30年才能學會德語。」